博采众家 求真向善
-----——记中国青年财政学者杨灿明教授
杨灿明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校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首批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人选，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湖北省新世纪高层次人才工程第一层次人选，湖北省宣传文化战线首批“五个一批”人才人选。
严谨治学术业专攻，和合学问百川归海
走进杨灿明教授办公室，有条不紊的陈设，雅致的盆栽，一副对联“留得雅情观今古，莫与世道论短长”赫然在目，这便是他作为一位学者的治学情操。杨教授从事财政学教学与科研二十余年，已取得较显著的科研成就，在中国财政学界崭露头角，其观点对中国财政学界有一定的影响，是中国财政学界杰出的中青年学者之一。财政基础理论和财政政策是杨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主持、参与完成了“地方财政行为及其规范化的研究”、 “财政收入合理规模研究”、“中国政府采购研究”、“转型经济的收入分配研究”等 10 多项国家社科基金和省部级课题。迄今为止，他已经提出了不少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
一般认为，市场对资源配置应起基础性作用，但由于存在公共商品与外部性等问题，会出现市场失灵或失效，这时须政府界入，这便构成政府与市场的分工。针对这一观点，杨灿明教授运用市场结构理论及新制度经济学原理，提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如同企业与市场的关系一样是一种替代关系，存在替代成本与收益的比较问题。企业与市场的相互替代表现为：企业替代市场，从生产的角度来看，能带来规模经济，从而节约生产流通费用；从交易的角度来看，企业内交易费用低于市场交易费用，从而带来交易费用的节约。相反，企业达到一定规模造成生产费用与交易费用高于市场成本时，会出现市场替代企业。在企业与市场之间存在着一个由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决定的替代边界，在这个边界上可以达到一种替代均衡状态。同样，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可以解释为一种由成本与收益所决定的相互替代关系，在某一领域，究竟是政府替代市场，还是市场替代政府以及替代的程度怎样，就取决于对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的净收益的比较。当市场自发运行的交易成本、协调成本及组织成本太高而影响效率时，须政府界入；当政府干预造成市场运行机制受损时，须让位于市场，双方的相互替代同样存在一个边界，可以达到一种均衡状态。 杨教授还指出，在我国经济转型时期，虽然不排除政府、企业在某些方面和某种程度上要替代市场，但主要应是企业对政府的替代和市场对政府的替代，以及市场对企业的替代，这对于正确处理市场、企业与政府三者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
对于政府间财政关系这一问题，是杨教授一向关注的重点。他一贯主张采用分权制，主张中央适当放给地方权力，使地方有相对独立的自主权，实行分级财政。当国家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分权十分重要。首先，分权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这一是因为分权有助于引入竞争机制，横向之间竞争可激励地方政府充分利用地方资源，提高地方官员理财积极性，发展地方经济；二是因为分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克服政府与选民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通过地方政府的作为，使公共商品与服务的供给同需求更加吻合。其次，分权有利于提高政治效率，因为纵向之间竞争可形成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制衡机制，限制中央政府的独裁、专断行为，提高公共选择的效率。从民主政治来看，分权有利于民主，使政府行为具有可预见性，真正做到以谋取公众利益为己任，有利于社会发展。从社会稳定来看，分权比集权更有利于稳定。这里涉及到两个重要的命题：一是富有利于社会稳定，而穷不利于社会稳定；二是分权比集权更能释放经济活力，更有利于使社会变富。 我国在实行分权制过程中，出现了“诸候经济”问题，主要表现在地区封锁、本位主义、中央政令不能畅通等方面。对此，不少人提出是分权财政体制造成中央财力份额下降，权力弱化，应适当减少地方财力的比重。针对这类观点，杨教授认为这只是表面现象，深层根源不是财政体制问题，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问题不是出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分权，而在于政府与企业关系错位。各地方政府都有很大的投资权，并直接介入竞争性、赢利性领域，搞了大量的重复建设与盲目建设，所办企业与各政府利益又息息相关（如所得税就是按企业的行政隶属关系划分），于是导致地方政府为了切身利益而利用政治权势干预市场，妨碍市场竞争。另一方面，真正从法律意义上给地方的权力并不多，地方利益的预期性较差，心中无数，要做的事很多，摆在桌面上的权利却并不大，自然很容易出现短期行为，从桌子底下扩充自己的灰色权利。如搞土政策、合理变通、打“擦边球”等。这些行为都符合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关键是中央集权造成的，并且因为各地在自我扩权方面并不同步（比如有胆大的，有胆小的），由此也拉大了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 为此，杨教授提出自己的政策建设：一是要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实行分级财政，使地方有相对独立的自主权，又不至于产生地方本位主义，最基本的是要有真正的市场经济环境，有基本统一的全国性市场，并与国际市场相沟通。二是放给地方的权力要用法律规范下来，使地方所得到的权利透明度高、稳定性强。三是对地方的行为也应有法律上的制约。
在国有企业改革与国有资产管理方面，杨教授认为,我国的国有企业作为公有制企业,采用的是公有产权结构,它面临的主要问题并不是产权不明晰,而是产权结构与产业结构错位,即把大量应采用私有产权结构的竞争性、盈利性产业放置到了公有产权的舞台。因此,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实现产业定位与产权结构相吻合。为此他在已有的“两权分离”、“委托—代理”、“法定产权与事实产权不一致”这三种传统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第四种分析思路，即“产业定位与产权特征相对称”的框架，此观点发表在《经济研究》 2001年第9期上，在国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农村经济一直是杨教授关注的焦点。他认为，农业、农村发展是我国的根本问题，农业发展的路径选择应是农业企业化、农业产业化。农业要真正成为一个产业，须具有自主权利，纳入成本——收益的运行轨道。计划经济时代，农业不是一个产业，农村社队组织类似于准行政部门，履行行政组织职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后，农业才开始真正成为一个产业，而这是因为农业开始了向企业化的转变。但迄今为止，农业生产仍停留在家庭作坊、家庭制企业等初级阶段，属于典型的小生产。为此，他提出中国农业发展模式是准行政组织—— 家庭式企业——现代化大农业企业的演进。 农村经济发展与城市经济发展的关系，是靠内在经济联系，以市场为纽带的利益关系，双方互补，而不是以行政隶属为依附，带有单方面援助性质的关系。杨教授尤其对市管县体制有不同看法，认为靠行政隶属进行捆绑，以为城市可以带动农村，而实际上严格的户籍政策等造成城乡分割，农村仍旧按旧轨道运行。城市政府官员往往不重视城市发展，将过多精力用于农村，却收效甚微，以致于职能上错位、管理上混乱。针对这一问题，杨教授提出，发展农村主要应靠经济利益的激励，要真正发挥城市对农村的辐射作用，就应使农村与城市接轨、兼容，让农村作为一个产业，这就需要改革土地制度、取消户籍限制、促使要素流动等，使其与城市各个产业处于同等地位，享有平等的国民待遇。 现行农村基层政权过于庞杂、臃肿，造成农村行政成本过大，逐步淡化乡镇一级政权已刻不容缓。他认为，我国实行五级政府，层次多了一些。应改革现行“市管县”的体制，撤消“市”这一级政府。计划经济时期，人民公社不是基层政权组织，只是社区组织。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有了更大的经济自主权，行政机构应逐步减少，然而乡镇政府取代人民公社，成为了一级政权，进一步强化了行政影响力，也使农民负担过重。为扭转这一局面，他倡导应大力发展小城镇及社区组织。目前，我国还存在着明显的二元经济结构，城镇化还处于起步阶段，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农村公共产品、公共决策等仍要靠乡镇政权组织来提供和组织执行，因此，乡镇一级政府仍有必要存在。但是应当大力精简乡镇政府机构，裁减人员。农村财税政策问题是涉及农村改革与发展的一件大事。现行农业税制将农业与其他产业区别对待，沿袭历史上“摊丁入亩”的做法，对土地、人头征税，而不是根据农业经营情况，按农产品交易额、交易量征收农业税，或对农民纯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对此，杨教授认为当务之急是统一城乡税制，形成一套完整的税收体系。农业作为第一产业，受自然规律与经济规律支配，不确定性因素多，且具有准公共产品性质，所以，财政应进行投资。同时，他提出我们应摒弃视财政投资农业是支援农业的传统观念，转换思想，将投资农业放在发展经济的战略高度，以增进国民经济的全局利益。
作为中青年学者，杨灿明教授勇于提出自己的观点看法，他的论文、著作注重理论逻辑和实际逻辑的结合，在理论分析和制度分析上超越了对一般热点问题的关注，坚持从本质入手，本着求真务实，止于至善的精神，着重探寻经济运行体制的背景，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以全方位多角度的分析问题。
杨灿明教授日夜点滴积累和常年深夜辛苦思索，产出了一批具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相继在《经济研究》、《财贸经济》、《财政研究》、《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论文 130 余篇，并有 11 项科研成果获省、部级以上奖励。曾两次获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青年教师基金奖励与资助，一次获香港大学毕业同学会奖学金基金资助。
杨教授广泛地参加国内外各种学术交流，先后多次赴美国、德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进行学术交流。1994年和1998年，应陈金永博士邀请，赴美国华盛顿大学进行学术访问； 1998年10月-1999年1月，受香港大学毕业同学会奖学金基金资助，在香港大学做香港财政改革问题研究，同时受李芝兰博士邀请，去香港城市大学做学术讲座，2002年再次受李芝兰博士邀请，去香港城市大学做访问学者； 2000年8月，在德国路德维茨堡大学参加中德税收国际研讨会，2002年11月，受王国刚教授邀请赴台湾淡江大学参加学术研讨会，同时受王金利教授邀请去台北大学，受游慧光教授邀请去逢甲大学等；2006年4月，应我国驻新加坡使馆教育组王永列参赞的邀请，分别访问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和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2006年9月，赴日本大分大学做学术交流。
佛云：若问昨日因，且看今日果；若问明日果；且看今日因。杨教授今日的成就，是与他几十年来的不懈努力联系在一起的。是他往昔黎明破晓时琅琅读书的勤奋，炎炎烈日下调研走访的艰辛，夜色阑珊时写书撰稿的坚持，织就了他今日头上的桂冠。
教书育人薪火相传，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杨灿明教授不仅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上成果丰硕，而且在教书育人方面更是成绩斐然。杨教授开设的《财政学》，一向为众多学生们所推崇，不知多少学子是在听到他的精彩讲课后对财政产生浓厚兴趣，从此跟随他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杨教授身体力行，积极推动财政学教学改革。他于1993完成的“深化财政专业教学改革，培养学生综合能力”课题获湖北省人民政府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同年获湖北省高工委和省教委颁发的青年教师社会实践先进个人称号；1996年《中国财政分配学》获财政部优秀教材一等奖；同年被武昌区委授予武昌地区优秀青年称号，并获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青年教师教学类三等奖；1997年“教学—科研—应用教学模式的探索”获湖北省人民政府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1998年获中南财经大学华为奖教金，在当年的年度考核中，被湖北省人事厅评为优秀等次；2006年教学成果《财政学专业改造与学科创新研究》获湖北省教学研究成果二等奖。
杨教授的学生曾在一段回忆感怀中这样写道：“杨老师是一个人让你无法忽略他的人,他谈吐优雅，放敛有度，第一节课下来就让我们如沐春风。他讲课不会照本宣章,而是天南地北的聊,但又从来不忘主题,不时让人感觉到他的睿智与才华。”
20多年来，在悉心研究学术的同时，杨灿明教授一直坚持走上本科生讲台，奋斗在本科教育的第一线。他一直强调本科生教育不论为学，还是为人都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大学教育应以本科生教育为基点，不断发展延伸。他讲课时，语言诙谐，风趣幽默，不时穿插哲理、故事。让听者受益匪浅。
杨灿明教授经常通过讲学来告诉学生很多人生道理。他曾在一次演讲中饶有兴致地从会计角度与一千多名学子一起畅谈人生。他说：“人生就是在编制一张资产负债表。从资产与负债的平衡关系上可以把人分成三类：资产大于负债的是成功的人，资产等于负债的是平庸的人，资产小于负债的是失败的人。资产可以分为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两块，当今社会，无形资产的地位和重要性在不断提高，对读书人来讲更是如此。读书的过程其实就是积累无形资产的过程，因为一个人的品味和素质本身就是个人的无形资产，无形资产可以转化为有形资产，可以说现在你们读书就是在为将来获取有形资产做准备。价格－成本＝利润。价格不是由成本决定的，而是由供求决定的。人生也同样如此，我们不仅要创造资源，更重要的是要学会创造有效的资源。“天道酬勤”这句古训其实只说对了一半，我们不仅要勤奋，而且还要站的高看的远，掌握科学的方法。我们读书也是这样，要努力学习，更要学以致用，我们的所学和所为要具有较高的有效性，避免徒劳无功。”
作为一名受学生爱戴的老师，杨教授有着自己的人才培养思想体系—— “注重学生综合素质、实践能力、创新精神”，他要求学生注重培养自己的学习、思维、表达、动手和协调五种能力。提倡学生多看书多积累，多做调查研究，练功底，学习前人留下的知识和进步的学术观点；汲取百家之长，多思考，提炼自己的学术观点。不要急于求成，在努力学习的同时，加强自己的道德文化修养。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他培养的本科学生中有6人被评上全国优秀学生，有近20人被评上学校科研新星和获湖北省学生科研一、二等奖，2004届本科毕业生王珏的学位论文《从积极到稳健——我国财政政策的回顾与展望》获得湖北省第二批优秀学士论文一等奖。在研究生教学中更是成绩斐然，2002届博士研究生黄明的博士学位论文《政府预算行为效率研究》获得湖北省优秀博士论文； 2004届博士研究生廖楚晖的博士学位论文《政府教育指出的经济分析》获得第二届“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 2004届硕士研究生赵福军的硕士学位论文《经济增长中的最优财政支出结构研究》获得湖北省第三批优秀硕士论文。
“饮其流者怀其源， 学其成时念吾师”。打开杨教授的个人网页，点击“雁过留声”，一条条留言，洋溢着师生之间的感情。“ 又到了新的一学年开学，我们迎来了这一个崭新的教师节！对杨老师的尊敬和爱戴无时无刻不洋溢在学生的心中。感谢杨老师对我们的关心和教导，您严谨的治学风格和对问题多视角的研究思路是我们学习中需要细心领会的。借教师节的到来，向我们尊敬的杨老师问声好！杨老师，辛苦了！感谢您的教导，我们会用自己的行动表达对老师的爱戴！祝杨老师身体健康，工作一帆风顺！”“很荣幸也很庆幸这半年多来一直能得到您的关照,能给我这个机会向您学习做学问,心中时常充满无法言语的感激!总是觉得自己不善言词,尤其是在您的面前,所以有的时候我常常在想,也许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和交流,许多时候并不总是需要语言来体现!就象此刻,我只想向您传递一个消息:明天是一年一度的老师节,祝您节日快乐,永远平安!”……虽然，杨教授的具体回复内容没有在页面上显示，但是字里行间都洋溢着师生之间如鱼得水般的师生情。
参政议政献计献策 赤子之心回报社会
杨灿明教授在治学、教书育人方面取得斐然的成绩，特别是财政税收研究领域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被聘为中国财政学会副秘书长、理事，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兼财经委员会和预算工作委员会委员、湖北省财政学会副会长、湖北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武汉市人民政府咨询委员、黄石市人民政府咨询委员。
杨教授并没有把这些社会兼职看成是一种社会荣誉和政治资本。相反，他感到的是肩负着社会重任。他每次参加武汉市人大常委会等会议时，都是精心准备、反复调查研究，积极为社会发展、财政经济改革献计献策。在工作之余，利用休息时间和出差机会，深入农村、基层政府，走访农户，了解社会动向，关注财政经济改革，为献计献策取得第一手资料。担任武汉市人大常委几年以来，一直都是以积极、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待每次会议，赢得了武汉市领导的高度赞扬和一致好评。
杨教授凭借自己的专业所长，为湖北财政改革推波助澜。他作为主要参与人先后参与湖北效益财政建设、湖北省综合财政改革、湖北财政“十一五”发展规划制定工作等重大财政改革与发展工作。他多次受湖北省人大、湖北省人民政府、湖北省财政厅等单位的邀请给财税干部授课，为财政改革与发展输送新鲜血液。
除了活跃在武汉、湖北财政经济改革与发展领域外，杨灿明教授还为全国财政经济改革与发展贡献自己应有的力量。近几年来，他先后三次作为课题主持人主持《政府采购问题》、《公共财政与和谐社会》等财政部“财政改革与发展重大问题研究课题”，其研究成果得到了国内同行专家和财政部领导的一致肯定。
杨灿明教授不仅作为财政改革的直接参与人积极为湖北、全国财政经济改革献计献策，还通过其主持国家级课题研究来推动财政经济改革，服务社会，体现报效祖国、回报社会的赤子之心。从事科研教学工作以来，杨教授一直都是以我国财政改革实践为研究对象，先后对“地方财政行为规范”、“关于我国财政收入合理规模”和“完善政府采购制度”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获得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这些课题的研究成果相继在《光明日报》（理论版）等国家级报刊杂志上发表，对我国财政改革实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